80后回村新生代农民工不再东南飞泵轴承

80后回村：新生代农民工不再东南飞

80后回村：新生代农民工不再东南飞2010-02-25 17:55:54 来源：南方周末分享到：中国农业地区过年观察

“80后”回村——江西塘下村新生代农民工不再“东南飞”

■编者按：变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到来。

去年春节，约2000万农民工因无工可做返乡，失业问题犹如尖椎刺破气球，让维稳和创造就业成了中国的头等大事。当时从中央一直到村里整个行政体系的高度紧张和殚精竭虑的应对，仍还历历在目。

哪料一转年，却是一个180度的大转身：大规模的“民工荒”再现沿海，甚至蔓延内地。中国一直想摆脱的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突然间被放上了最后一根稻草。

因为，新生代农民工开始了用脚投票。用脚投票的背后，是中国的山乡已经巨变。

沿海产业大量转移内地，使农民就近入厂成为可能。有些地方开始推行农田机械化耕种，这让那些不善农活的新生代农民工甚至可以亲近土地。房地产热几乎弥漫所有的城镇，房地产广告连国家级贫困县的田间地头也没落下。

工业、商业和房地产业在县乡镇的繁荣，不仅带来了就业，也缩小了城乡之间生活方式的差距。也许是第一次，在大城市蜗居的人或蚁族，开始真切地感受到了故乡的召唤。

中国迅速走出金融危机，当然是山乡巨变的动力之一。不过，大城市离谱的高房价，加剧了这一城乡之间历史性的转变。

今年春节，我们把目光聚焦在中国的县、乡、镇和村，聚焦在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最庞大的基石。在这里，我们试图读懂中国。

农田机械化耕种，以及沿海地区企业内迁带来的就近入厂，让那些在外打工近10年、不善农活的80后这批新生代农民工的主力可以有条件回归农村，兼顾农活、工作和家庭。江西高安市塘下村正在发生的变化或许并不是孤例。

包产到户后再次分田

2月20日，正月初七。按照惯例，每年的正月初七是塘下村召开新年第一次全体村民会议的日子。

然而这天，会没有开，而且大家都很默契地不谈开会的事。因为开会就要“互相红脸”，这在春节期间是很忌讳的事情。

“红脸”是因为村里要重新分田了，这是自三十年前包产到户以来该村第一次大规模地重调农田使用权。

分田源于去年下半年开始的农田机械化改造。为了加速“工业强镇和农业现代化”的步伐，人口规模近三千的大村塘下村，被所在的江西省高安市建山镇选为农田机械化改造，当地称“园林化改造”的试点村庄之一。以前田连阡陌的水田分布格局，在被机器碾断了田埂之后，变成了成片成片的大块稻田，以便实行机械耕种。

本来要开的村民大会没开，于是一群老农，抽着两三元一包的廉价烟，围坐在一台笔记本电脑前，盯着国家发改委网站上刚刚发布的一则消息议论纷纷：国家决定2010年继续在稻谷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并适当提高最低收购价水平。

对世代以种植水稻为生的塘下村农民来说，这意味着今年他们生产的早稻和晚稻最低收购价格，将分别从每百斤93元上涨到96元，从105元上涨到115元。“2009年的晚稻价格卖得越晚赚得越多，最后都卖到了115元，看样子今年的田一分也不能把(转让)出去。”一位老农说。

听到这话，笔记本的主人谢松林心里咯噔了一下。他五十来岁，罕见地不抽烟，是村里的一位意见领袖。

谢这几年一直在珠三角等地开餐馆。去年10月，他和妻子回到老家，购买了全村第一台电脑，并以每年798元的包年费接通了全村惟一一条宽带，每天炒炒股过日子。他是村里公认的见过世面的人——他带回了全村人都没吃过的爆炒母猪子宫。

谢松林回村本来是想当个“地主”，承包大约100亩的稻田。这在往年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个村庄打工者众多，稻田要么被抛荒，要么以每亩3年40元的低价转让给留守的农民耕种。

然而，因为2010年粮食最低收购价要上调，老农们更坚定了在随后的分田博弈中要多分几亩稻田，而谢松林则觉到，他离他的“地主”梦更远了一点。

都想多分田

塘下村分成三大区，分别是老屋、上屋和新屋。园林化改造之前，上屋区的村民人均耕地面积最多，有近3亩，新屋2亩多，老屋最少，人均只有1亩多。

上屋的村民，子女要么读书，要么打工，他们年岁已高，本无力耕种过多稻田，但机械化的突如其来，让他们开始对手头的水田紧抓不放。他们见过世面的儿女们给他们算了一笔账：一亩水田，租用机器耕种，只需要120元，折合成2009年晚稻的价格，也就是一百斤稻谷的钱。

上屋区读书人多，出了不少大学生，他们的户口相继迁出，一旦重新分田按照户籍人口数量计算，上屋的村民拥有的耕地数将减少不少。

这些读书人有些已经毕业，那些进了政府部门工作的人，只要回老家过年，都会被各自的父母要求充当利益代言人去“想点办法”，对村里乃至镇里“发挥点影响，施加点压力”，保证上屋区村民在分田中的利益不受损。甚至有人开始筹划着让子女们的户口迁回老家，以在即将展开的分田中增加自己的稻田数量。

老屋和新屋区的村民，心态则完全不一样。这两个片区的人口较多，大学生和外出打工者较少，做小买卖的比较多。每家每户都有好几个青壮年劳动力，且各个都是干农活的好把手，他们希望能够多分得田地。

“80后”回归

“到底哪天讨论分田问题，怎么还没人来通知。”谢松林关掉电脑，冲着门外一群一边晒太阳，一边开着手机蓝牙互传歌曲并交换QQ号码的“80后”和“90后”打工青年们喊道：“今年你们还出去打工吗？”

回答截然不同。

对于刚刚辍学打工一两年的“90后”们来说，他们才学会了使用手机蓝牙技术和上网，他们相信，外面的世界还有更多的精彩等着他们。在正月初七，他们选择了重新返回珠三角的工厂。

而那些差不多打工10年的年近三十的“80后”们，大部分已经在珠三角找到了老婆，有的还生了小孩。他们已经厌倦了打工生涯。特别是那些准备要小孩的打工者，很担心常年在有毒的染色厂这类地方工作，会影响生育。“我和老婆打算到附近的陶瓷厂去打工，收入我都打听了，只比我在东莞少500元左右，我觉得值。”快30岁的谢春华，已经和老婆一起在珠三角奋斗了快10年。春节期间，他们听说不久后离村子不到10公里的镇上今年将有3家从广东转移过来的陶瓷厂开工。于是，他2010年的计划变成了一边到本地陶瓷厂干活，一边种点水稻。

对谢春华这些外出打工多年的80后们来说，大多数是不懂耕种技术的，但他们现在不用担心了，这个至今每家每户都养着耕牛的村庄，正在迅速地向机械耕种转变。

就在打工者们的父母身体还算硬朗时，镇上卖农机设备的商家的生意一直不好。很少有人愿意以每亩120元的价格雇来机器耕种。但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打工者们将在珠三角生下来的子女带回农村交给父母抚养，这些留守儿童占用了父母们很多的精力，他们的身体也已大不如前，现代化的耕种技术这才得以占领这个贫弱的山村。

工业化的陷阱？

对于那些80后的农民工来说，不会种田等门槛已经被突破了。现代化的耕种技术被引入之后，他们不再对耕田耙地等农活怀有忌惮。但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现代化带来改变的同时，也让现代化的陷阱降临了。

经验老道的老农们告诉他们，不要高兴得太早，园林化改造之后的田地，在头两三年并不好打理。这些原本分割成多个小块的水田，高低深浅各不相同，机器到时将可能没法发挥工业化的力量，在家闲置的水牛们，依然将唱主角，而这正是“80后”一代们十分害怕的。他们大都初中没毕业就到珠三角打工，不要说耕种技术，那些小时候下水田插秧和耕田时附着在他们腿上的吸血软体动物蚂蟥，至今仍让这些新生代农民畏惧三分。

“除非全面实现机械耕种，否则我可不脱下鞋子赤脚下田干活。”这是“90后”青年农民们的普遍心态。

好在，这个小镇在向现代农耕时代转型的同时，加速了其向工业化的跃离。正是这种跃离，给这些“娇贵”的新生代农民提供了一种过渡方式，去避开老农们口中“头两三年田好种不了”的魔咒——到镇里即将开办的陶瓷厂里打工。

建山镇位于县级市高安市的西南部，算得上是高安的工业重镇。但近年来，随着国有大型企业英岗岭矿务局总部搬迁至江西新余市，建山镇的官员们面临着如何留住人气和积聚财气的命题。

由此，这个富含煤、瓷土、耐火土、石灰石等资源的小镇，开始卷入工业化。镇里去年签署的两个亿元投资项目都是污染型的电解铝项目和电化工项目。

建山镇距江西省建筑陶瓷产业基地仅二十余公里。从珠三角的腾龙换鸟产业转移政策实施以来，江西省建筑陶瓷基地规模不断扩大，来自佛山的很多陶瓷厂转移到了高安，一些陶瓷厂甚至表现出了再次转移到建山的意向。镇上很多地方已经张贴上了“打造陶瓷重镇”的标语。

不过，村民们一些邻镇的亲戚过来拜年，却带来了和镇里的宣传画上不同的信息：附近刚刚摇身一变而成的陶瓷重镇新街镇，在陶瓷厂建好了之后，粉尘和污染严重，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粮食绝收的迹象。

一些在外面见过世面的打工者更是对此保持着审慎的乐观，村里曾来过一些从佛山过来考察投资环境的陶瓷老板，这些打工者建议他们不要在当地建厂，他们从网上找到了充足的理由试图阻止工业化的推进：陶瓷厂需要大量的透灰石，而这些资源当地并不具备，整个江西省建陶基地所用的透灰石全部都是从较远的新余市进货，企业来了难赚钱。

在这个总人口约4万人的小镇，集镇人口占据了2万余人，这个小镇的80后们，从一开始就被分成了城、乡两个群体，并且互相斗了十几年。

当家门口的工作机会降临的时候，像谢春华这样的打算留下来的返乡农民工，竞争力并不强，因为他们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然而他们惟一的优势是，他们比城里的同龄人更好管理。在珠三角长达10年的历练，让他们更容易接受像一颗螺丝钉一样，每天三班倒地被拧在工业化大生产的一条条流水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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